史炜

移动运营商的奶酪本来就属于老百姓

      前天夜里写了一篇关于“移动资费”的文章，没想到有这么多网友予以关注，由此可见，通信资费价格问题，看似小，其实是每一个百姓心中的大事，因为打电话已不再是特权消费，而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享用，是中国由经济高增长型社会向初级福利化型社会转变的内容之一，也是“和谐社会”的一种体现。所以，作为世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和中国龙头老大的国有控股公司——中国移动肩上的担子肯定不轻。前些年，中国移动的担子是要代表中国，在国际电信业发展的浪潮中做大最强，而今天，中国移动肩上的担子是要“为人民服务”、为全社会的信息化服务，要将前10年靠国家重点扶持和行政化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向全体百姓献回报（或者说是分红），而回报的方式就是清晰明了的低资费体系。

      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搞错了一个问题，即：中移动所收的每月50元其实是基础话费，而不是预交的话费。如此这样，中国移动的做法就更违背“回馈社会”的基本原则了（中移动自己制定的战略内容之一就包括“回馈社会”）。

      实事求是地讲，我不是电信资费问题的专家，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敢出来说几句。我身边有多位很权威的电信资费专家，我们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，但他们当前都不敢出来讲话、讲实情。他们的压力太大，背负了许多不该由学者和专家来背负的责任，他们也许因为对问题看得太透、太深刻而被各种利益所束缚了，我能理解他们。

      我清爽，我无忌，所以我还敢说几句。我坚持认为：资费的变动或下调，冲击的是旧体制中残存的利益关系，冲击的是垄断遗留下的既得利益，冲击的是非市场化行为下企业的资费定价机制（企业的借口），冲击的是“民为大”还是“国资为大”的传统意识。在小小的资费中，实际已充分显示出在中国电信业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中，还有一系列深层的体制问题需要解决。

      在体制改革方面，推进电信资费按成本定价阻力最大。当前的情况是，电信运营商的运营成本已经变成摸不到、看不清的黑洞，成为抵制资费合理化的最大障碍。

      我认为，电信资费是可以理清的。

      1、电信语音业务的边际成本近似为零是不容置疑的。通信网络建设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，网络一旦建成，大部分成本随即成为沉没成本。相比之下，电信业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低廉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而电信运营商在新业务和研发费用上的投入(2005年以前,中国电信运营商研发投入普遍不到销售收入的1%，而新业务投入的大量成本，实际转嫁到ISP、ICP身上)不应一次性分摊到当年成本之中，同时，当前新业务的收入往往在当年就能获利，因此，电信业务量越大，单位固定成本就越低。

　  　2、所谓的投资过剩并不存在，电信业务虽然具有不可存储性，但在高需求发展阶段，基本不存在资源闲置，也就是说，在需求量较少的时候，大量资源闲置造成的“产品积压”及大量的网络冗余只是运营商的借口。或许，中国移动在GPRS上存在这样的问题，但GPRS与一般语音服务本就不在一个计费档次，所以也不是话费不下调的借口。

  　　3、运营商运营成本及管理成本是一个无底洞：包括核心网络成本、无线网络成本、接入成本、运维成本，人工成本、征地费用、广告费用，以及折旧费用等，是运营商的可变成本，但这部分成本分摊到业务收费中，远比目前的每分钟收费要低，有专家测算，这类成本仅占收入的10%。

      事实上，电信运营商的定价依据至今仍未选择按成本定价，运营商提出的按市场因素定价，其实就是按照完全垄断市场因素、寡头垄断市场因素、垄断竞争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因素定价，而一但出现全竞争市场情况时，运营商就会把责任和问题推给政府。

      由此我认为，那些用各种理论、国内外数字对比、所谓的成本分析等对“资费不该下调”充当保护者的学者和企业人士，您们所提供辩论的基本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利益集团的“三字经”。现在，我们的眼光要放开一些，要看清社会在变化，政府职能在变化，国有公司的责任在变化，市场机制在步步提升，所以，我们解析问题的方法也是要改变和提高的。

      客观地讲，资费问题的责任不仅仅在中国移动一家身上，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相关的行政部门均有责任。但是，这并非中国移动推卸责任的借口，而是要提醒中国移动看高一层、看远一步，不要因为资费问题伤了百姓，乱了正常发展的节奏。